余永定：可考虑新“四万亿”刺激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美国对全球加征关税并对中国任性加征高额关税，冲击全球经济并影响中国外需。面对贸易战等带来的外部冲击影响加大，中国财政货币政策如何应对始终是外界关注的一个重点。4月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外界纷纷关注，是否会出台新一轮大规模刺激计划。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指出，净出口的高速增长对2024年中国实现5%的GDP增速目标起到关键作用，若2025年的净出口增速受阻，将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不小的挑战。

　　“非常时期需要有非常之策。”他表示，实现5%增速目标的关键，是要执行力度足够大的超常规逆周期调节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扩张性财政政策。

余永定。（资料图片）

　　“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中国新闻周刊》：应如何评估美国加征关税对2025年中国经济增速的影响？

　　余永定：特朗普不可理喻的关税政策将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不小的外部影响，但要得出准确的定量结果是困难的。

　　若简单估算美国加征关税对中国经济增速的影响，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中国出口对GDP比、中国对美国出口对中国出口比、中国国内价值含量对中国出口比、关税传递率（tariff pass through rate） 和对中国产品需求的价格弹性。一般金融机构假设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关税传递率为100%，价格弹性为-1。

　　2024年，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平均关税为20%左右；4月10日，关税加征至145%，在这种情况下，整个中美贸易基本已难以为继；4月15日，又宣布加征245%的关税。

　　特朗普曾在4月2日宣布2025年对中国加征关税54%，尽管后来其关税政策越来越形同儿戏，我们假定今年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54%。以此为基准，代入关税影响公式：关税对中国GDP的影响=中国出口/GDP×中国对美出口/中国出口×中国国内价值增值/中国出口×价格弹性×关税率×关税传递率。

　　按此计算，2025年加征54%关税将使中国GDP减少1.06个百分点。尽管中国对美出口在中国出口总额中为14.7%，但对许多国家（如墨西哥、东盟等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其实是“借道”出口美国。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23年中国对美国出口约为5000亿美元，出口总额为33800亿美元，对美国直接出口对出口比为14.79%。野村证券测算2023年中国借道墨西哥和东盟对美国的出口量分别为240亿美元、820亿美元。因而，中国对美国的间接出口对出口比应该不低于3%。中国对美出口在总出口中占比应该不低于18%。美国普遍提高关税之后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也将减少。这样，中国GDP就会因美国加征54%的关税而减少1.3个百分点。2025年中国GDP增速也会相应被拖累1点多个百分点。

　　不过，考虑到中国的反制措施，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减少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出口减少对GDP和GDP增速的不利影响。

　　目前，中美关税战的前景还面临许多不确定性，我们难以计算中美关税战对2025年中国经济增速的最终影响，但可以确定的是，美国的高关税已经对中国出口企业造成冲击，第二季度，中国的外贸形势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对此我们必须做好最坏准备。但是，中国经济有足够的韧性，能够战胜暂时的困难。

　　《中国新闻周刊》：应对关税战，中国应采取怎样的策略？

　　余永定：美国同中国打关税战的主要约束是美国国内通胀的恶化和产业链断裂对美国制造业的打击。中国应避免为支持企业维持出口而采取出口退税、出口补贴和人民币贬值等政策。“保出口”的对策正中特朗普下怀。他可以吹嘘中国承担了加征关税的负担，增加了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又没有恶化美国的通胀形势，从而更不知进退、恣意妄为。

　　中国对美国进口加征对等关税是不得已为之，但反制的打击对象必须慎重选择，尽量减少反制措施对中国产业发展的伤害。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是一场持久战，斗争的焦点和形式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反击原则应该是“有理、有利、有节”，是“以战止战”。 

　　目前很难判断中美关税战的终局，我相信，在这场“斗鸡博弈”中，美国将是首先眨眼的一方。关税政策对美国自身经济的伤害很大，例如会推高美国通货膨胀率，一些重要的生产过程可能因供应链中断而被迫中断，进口成本上升导致企业竞争率下降，美国贸易逆差可能不减反增。现实可能迫使美国政府寻求同中国谈判，达成某种不失体面的妥协。中美之间还有一个“关税加征排除机制”，利用这一机制，完全可以不事声张地降低实际关税。

　　但是，高关税必将对中国出口企业造成不小的冲击。在短期，有关部门应该对出口企业，特别是中、小出口企业提供财政和金融的救助，帮助“出口转内销”、开拓新市场，甚至“收储”，总之要帮助企业“熬过”当前的困难时期。某些企业的破产和重组可能在所难免。如何解决外贸企业员工的下岗和失业问题，也将成为一个重要挑战。

　　在中长期，应加速落实“双循环、内循环为主”的战略转变，帮助企业实现由依赖美国市场到依赖国内市场、出口市场多元化的转变。

3月23日，山东潍坊青州市，消费者在一处家电以旧换新进社区活动现场选购。图/中新

　　“考虑引入大规模刺激计划”

　　《中国新闻周刊》：若要实现今年的GDP增速达到5%，宏观经济的各项指标需要如何发力？

　　余永定：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度和对美国出口的依赖都明显下降。今年，通过刺激内需和其他一些手段对冲净出口增速下降的不利影响，中国是可以实现5%的GDP增速目标的。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在2024年5%的GDP增速中，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分别有2.2个百分点、1.3个百分点和1.5个百分点。根据Wind数据推算，2024年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的增速分别为3.87%和3.16%。采用海关数据，2024年净出口增速为22.1%。

　　对比2023和2024年的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实际增速，不难发现，去年中国之所以能实现5%的GDP增速目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净出口的超高速增长抵消了最终消费增速的显著下降。

　　根据有限的信息，大致可确定2024年末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在GDP中的占比分别为56.2%、40.4%和3.4%。作为基本情景，假设2025年净出口增速为零、最终消费增速达到5%，可算出两者对GDP的拉动作用为2.8个百分点。这样，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贡献应为2.2个百分点。如果资本形成在GDP中的占比在去年底确为40.4%，今年资本形成的增速则应为5.4%。已知2024年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增速，可知若要实现上述目标，2025年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的增速应分别提高29.2%和71%，这是非常大的幅度。

　　那么，如何使资本形成增速达到5.4%？由于国家统计局不正式公布资本形成数据，我们以固定资本形成的概念代替资本形成，尽管两者规模存在一定差别，但增速较接近。数据显示，2024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51.44万亿元（不含农户），同比增长3.2%；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9.2%，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0.6%，基础设施投资增长4.4%（广义基础设施投资增长9.2%）。

　　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为10.03万亿元，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19.5%。但国家统计局未公布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投资额。据不同机构普遍推测，可假定2024年底基础设施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为30%左右，则制造业投资（加“其他”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应为50.5%。假定今年制造业投资保持去年的强劲增长势头、房地产投资出现回稳迹象，即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分别为9.2%和-5%，两者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贡献共3.65个百分点，则基础设施投资需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贡献1.75个百分点。为此，基础设施投资增速需达5.8%，比2024年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提高6.2%。由此来看，2025年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的压力不大。

　　然而，如果考虑到今年最终消费增速大幅提升的难度较大，假设今年最终消费增速为4%，为GDP增速贡献2.25个百分点，则固定资产投资需贡献2.75个百分点，增速需为6.8%。再假设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的增速仍分别为-5%和9.2%，可计算出基础设施投资增速需达10.5%。这将是一个需要努一把力才能实现的目标。

　　不过，上述分析缺少必要的统计数据，建立在一些不准确的假设基础之上，仅供参考。

　　《中国新闻周刊》：若要在今年实现消费增速的较大提升，应怎么做？

　　余永定：消费是收入、收入预期、财富的函数。要使消费实现较高增速，就要实现收入的较高增速。是通过提高消费增速提高经济增速，还是通过提高经济增速提高消费增速？不能陷入循环设证，必须有一个不依赖消费就能增加收入的逻辑起点。我认为，这个起点就是政府提供融资的基础设施投资。

　　正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所指出，政府投资是“实施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手段”。在上述情景分析中，基础设施投资是可由政府决定的政策变量处理的，其他宏观总量则是居民、企业自主决定的，由市场机制决定。

　　切实选好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并尽快落实，是当前的主要任务。中国并不存在基础设施投资饱和问题，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能力是中国的制度优势。总需求不足的时期恰恰是最大限度发挥这种优势的时期。

　　“两重”领域包含大量大有可为的投资项目。例如，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城市基础设施提升改造行动，其中包括城市管网安全提升（城市燃气、供热、排水等地下管网改造）、老旧居住区宜居改造、城中村综合改造、城市交通设施安全改造等工程建设；绿色能源基地建设；连接城市的海陆空信息交通网络建设；同产业政策相关的大规模设备更新，对企业为主体的高新技术发展的支持；产业体系、产业链的补短板；同老龄化相关的养老设施和专业；等等。

　　非常时期要有非常之策。实现5%增速目标的关键，是要执行力度足够大的超常规逆周期调节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我们可以考虑引入类似当年“四万亿”的大规模刺激计划。

　　例如，政府是否可以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沿河西走廊向中亚进一步开展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并建立相应的经济走廊。中亚位于欧亚大陆的中心区域，是连接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关键区域，把西部大开发同建设中亚经济走廊相联系，对于刺激内需而且对加强中国的国内安全和地缘政治地位都具有重要意义。

　　据中国网消息，4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就稳就业稳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力争6月底前下达2025年‘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全部项目清单，同时设立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解决项目建设资本金不足问题”。急切希望早日见到这份清单。

　　《中国新闻周刊》：若引入大规模刺激计划，存在哪些挑战？

　　余永定：要搞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推出新的“四万亿”，需要项目储备、地方政府积极性、足够的资金。

　　同去年相比，2025年财政政策的扩张度有明显提高：政府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3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4.4万亿元和中央政府预算内投资7350亿元，资金大部分将用于基础设施投资；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资本，也可撬动部分民间资金；2025年新增政府债务总规模11.86万亿元，比上年增加2.9万亿元，一般认为广义赤字率大于9%。

　　由于不掌握具体细节，很难判断今年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是否足以支持5%的经济增速目标。一些掌握更多信息的来自政府研究机构的学者提出，以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为主筹措资金，在一到两年时间内形成不低于10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规模。这类建议应是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

　　需要指出的是，过去多年以来，中央财政对基础设施融资的贡献过低。在“四万亿”时期，中央财政出资1.18万亿元，占30%，后来中央财政的贡献越来越少。中央政府应大幅度提高中央财政对基础设施融资的贡献，减轻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

　　2025年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出增加，可以考虑进一步增加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提高中央政府债务在广义债务中的比例。

　　尽管加强对债务风险的监控完全必要，对地方政府债务率的要求过严，或成为地方政府融资的重要制约。同债务率相联系的追责制度也会严重影响地方政府为基础设施投资融资的积极性。对于债务率要求，是否应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经济发展状况进行适当调整？

　　促进消费增长的可行办法

　　《中国新闻周刊》：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带来什么信号？

　　余永定：今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6%；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4.2%；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5.8%，制造业投资增长9.1%，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9.9%。出口增长6.9%；进口下降6.0%。对美国出口为4.5%，比去年同期提高了5.8个百分点。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下降0.1%。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2.3%。

　　中国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依然需要扭转。不难看出，第一季度消费的增长情况好于预期，但房地产投资增速尚未出现所预期的好转；出口数据相当亮眼，但显然存在“抢出口”因素。

　　《中国新闻周刊》：有关刺激消费的具体措施，还有哪些建议？

　　余永定：对于刺激消费问题，学者的建议主要包括发钱或发消费券、降低个人所得税、改革社保制度。在学者之间，比较受欢迎的建议是发消费券，这种主张逻辑自洽，发钱能使收入暂时增加，但是否能对消费有重要刺激作用，仍然令人怀疑。

　　消费需求减少可能主要是中高收入阶层的高档消费品需求减少导致的，这又可能是因为中高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受收入水平和资产价格（如股票价格下跌和房地产价格下跌）变化的影响较大。消费券对高收入和中高收入阶层支出行为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对中低和低收入阶层来说，与其用消费券增购生活必需品，不如把替换下来的收入变成储蓄。发放消费券在很大程度上涉及产业政策，可能产生的副作用也不应忽视。

　　减税政策方面，由于中国的税收制度以增值税为主体，个人所得税总量有限，降低税率、提高征税门槛对消费增长的作用恐怕比较有限。特别是对于中小企业，应考虑减税。

　　中国的五项社会保险（养老、医疗、生育、失业、工伤）基本以精算为基础，原则上不应用作财政政策工具。但其中的一些构成部分同财政支出密切相关，可以根据宏观调控的需要（但不仅是根据这种需要）加以调整。例如，应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金的发放标准。还应逐步减小城乡养老保险差距，明显提高最低生活保障的覆盖范围和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于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高，这些举措对增加居民消费能发挥一定作用。此外，政府也应考虑发放生育补助的可能性。

　　在收入分配领域，贫富差距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据该领域权威人士说法，我们的收入差距虽在缩小，且仍处在高位水平。缩小贫富差距不仅关乎公平与正义，还可以提高全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提高消费增速。

　　我认为，在较短时间内促进消费增长的可行办法包括：第一，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增加居民收入，进而增加消费；第二，扩大满足未来消费需求的基础设施投资；第三，政府目前推进的“以旧换新”；第四，规范、支持课外兴趣、技能培训等服务行业发展，促进服务性消费；第五，增加相关财政支出，提高特定人群可支配收入，如提高城乡养老保险和低保的覆盖范围和发放标准、提供产妇补贴和儿童补贴；第六，税制改革，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减小贫富差距，从而提高全社会的消费倾向；第七，稳定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第八，为企业创新创造良好环境。

　　发于2025.5.12总第118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余永定：非常时期需要有非常之策

　　记者：王诗涵

责任编辑：刘光博